周恩來日語翻譯：中日友好是國家利益不是口號

2012-09-17 11:35:46 　來源：中新網

　　中新網9月11日電日本新華僑報網11日刊出專訪周恩來總理日語翻譯王效賢的文章。年逾8旬的中日友好協(xié)會副會長王效賢曾擔任過毛主席、周總理等中國領導人日語翻譯，曾是1972年中日首腦會面的見證人之一。她表示，中日友好是國家利益，符合兩國的國家利益，有利亞洲和世界和平，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。

　　采訪摘要如下：

　　1972年9月27日晚，北京。中國的毛澤東主席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先進次握手。由于這次歷史性會見，較終正式確定兩國邦交的正常化。當時參加會議的中日雙方高層領導人均已作古。兩位領導人到底談了什么？擔任過毛主席、周總理等中國領導人日語翻譯的王效賢，就是這次首腦會面的見證人之一。

　　需要提及的是，年逾8旬的中日友好協(xié)會副會長王效賢，已經多年不接受媒體采訪了。這次，當《日本新華僑報》通過旅日華人企業(yè)家楊嘉麗女士提出采訪申請以后，王效賢副會長愉快地接受了采訪。她告訴記者：“楊嘉麗的父親原來中日漁業(yè)協(xié)會的先進任會長，也是我的老領導。對老領導女兒提出的要求，我是要滿足的。”一種濃濃的情意溢于言表。

　　王效賢副會長在中日友好協(xié)會娓娓而談，向《日本新華僑報》記者講述了從中日復交前20年民間友好工作，到1972年實現(xiàn)中日邦交正�；�，再到1978年締結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的風風雨雨。

　　發(fā)展關系要做好對方關心的事

　　《日本新華僑報》：您長期從事對日外交工作，而且也是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重要見證人。您能夠回憶一下當時的中國政府或者說是周恩來總理，為恢復中日邦交做了哪些重要工作？

　　王效賢：談到中日恢復邦交，大家都喜歡從1972年說起。事實上，我們?yōu)榛謴椭腥瞻罱灰呀涀隽?0年準備工作。記得是1952年，在莫斯科舉行一個國際經濟會議。中國的南漢宸、雷任民兩位經濟界領導也去參加。出發(fā)前，周恩來總理特別交待說，你們這次去參會，日本也有國會議員參加，你們一定要把他們請到中國來。當時，日本參議員高良富，眾議員宮腰喜助、帆足計都參加了莫斯科經濟會議，周恩來總理明確指示要請他們來。

　　由于當時中日沒有正式外交關系，高良富等人就從歐洲繞道而來。這是先進個訪問新中國的日本人。我就是從那時候開始，參加促進中日關系的一些工作的。

　　當時，日本人較關心兩條：一個是在中國關押的日本戰(zhàn)犯怎么樣了，一個是留下的日僑又怎么樣了�？偫碓缇拖氲竭@些了，所以1951年就讓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李德全轉告日本方面：近3萬日本人留在中國，他們要想回去，中國歡迎，而且他們從居住地到乘上日本船的路費由中國方面出。日本當然很高興，所以1953年初，當時日本的吉田內閣較早給來華談判的接僑的三團體(日本紅十字會、日中友好協(xié)會、日本和平聯(lián)絡會)代表團簽發(fā)了來華護照。中國由廖承志為首的中國紅十字會代表團與之談判。這項活動很成功，中日關系的發(fā)展每一步都是周總理在指導。

　　1954年，總理又特別交待應上述三團體邀請回訪的李德全會長，將全部戰(zhàn)犯名單交給日方，經雙方磋商，1062名日本戰(zhàn)犯中，1017名分批釋放，只有40名罪行嚴重的分別判處8—20年有期徒刑，沒有一個人判死刑。這些是日本方面較關心的事情。

　　中國對日談判有禮有節(jié)

　　《日本新華僑報》：1972年9月25日，田中角榮來了以后，中日進行了四輪建交談判。這四輪談判過程中，您印象較深的是什么？

　　王效賢印象較深的就是總理特別尊重日方、講究平等。所以談判的地點既有在人民大會堂的，就是代表中國方面；也有代表日本方面的，就是在當時田中角榮首相下榻的釣魚臺國賓館舉行。

　　建交談判中首先是歷史認識問題。田中角榮在總理的歡迎招待會上主動提了這個問題，他沒有承認侵略中國，只是說“給中國添了麻煩”。“麻煩”這句話當時就引起我們的注意�？偫碓谙冗M次會談就給他提出這個問題，說這個問題你不能用一個“添了麻煩”就了事。你往女同志裙子灑了點水可以說是添了麻煩。我們在這場日本侵華戰(zhàn)爭中遭受了那么大的損失，怎么能用添了麻煩了事？這是我印象較深的。

　　還有一個就是賠償問題。中國人非常友好地放棄了賠償。但日本的一位談判成員條約局長高島益郎居然說“這個問題不用談”，因為蔣介石在日臺條約里面已經解決了�？偫懋敃r就火了，非常生氣。他一般都很冷靜，但是那次他很生氣�？偫碚f，你這叫什么話，蔣介石放棄賠償，他跑到臺灣去了，他有資格放棄賠償嗎？他這是慷他人之慨。“慷他人之慨”這句話我一輩子忘不了。

　　然后就是講臺灣問題。日本的想法是保留臺灣問題跟我們‘建交’，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臺灣問題談的時間較長。到較后終于得到解決。

　　1972年9月27日晚，毛主席在中南海書房內接見了田中角榮一行，大平正芳外相、二階堂進官房長官也在其中。兩人會談持續(xù)了近一小時。主席走上前，跟田中握手。毛主席非常詼諧地說，“我叫毛澤東，是個‘大官僚主義者’，見你們都見晚了。”毛主席的話把大家都逗樂了。田中向毛澤東介紹大平時，毛主席又詼諧地說，天下太平嘛。本來大家非常緊張的時候，給毛主席這兩句話一說，一下子氣氛完全就不同了。毛主席陪著田中就坐下來了。剛一入座，毛主席又幽默地問他：“你們吵架吵完了嗎？”又說，“那個‘添麻煩’的事怎么解決的？”他還指著在場的唐聞生開玩笑地說，田中那句“添麻煩”讓這位女同志很不滿意。

　　田中當時表示，“已經按照中國方面的要求改了”。毛主席又詼諧地說：“吵完了就不吵了，天下就沒有不吵的。”

　　當年9月29日，中日兩國政府首腦在北京簽訂了《中日聯(lián)合聲明》，宣告兩國邦交正�；�。

　　中日建交談判未涉及釣魚島問題

　　《日本新華僑報》：現(xiàn)在，有些媒體報道釣魚島問題時，說當時田中角榮曾在沒有日本外務省人員參加的情況下，私下跟周恩來總理提出過此事，問“那個島的事情怎么辦？”然后，周恩來總理說“這次，我們不談這個問題。”有這樣的話嗎？

　　王效賢田中角榮當時非常輕描淡寫的提了一下。總理說“這次不談”，所以根本就沒談了。和平友好條約簽字的時候也沒談。前后兩次都沒有提到這個事情。

　　這個問題在1978年的時候才成為問題。在鄧小平訪日的記者招待會上，突然有記者提出來了。鄧小平一聽，回答說：“對于這個島，我們雙方的稱呼都不一樣。我們是叫釣魚島等島嶼，你們是‘尖閣列島’，可見雙方立場不同。”鄧小平還說，這個問題放一放沒關系，我們這一代人談不攏，我們下一代，我們下下代他們會比我們更聰明，會找出解決的辦法。

　　年輕人應該了解中日關系歷史

　　《日本新華僑報》：今天是中日邦交正�；�40周年。但是現(xiàn)在看來，這40周年也是風風雨雨的，較近好像越來越不順利。您怎么看這40年來的中日關系？

　　王效賢：我覺得中日兩國社會制度不同，要說沒有一點矛盾是不可能的。夫婦兩個人還吵架，所以這是不可避免的現(xiàn)象。關鍵是有了問題以后如何解決。

　　我覺得以前我們也有問題，比如說岸信介一上臺就發(fā)生了撕毀新中國國旗的事件。這些問題都很大。但是當時能解決，這是因為兩國之間有問題的時候，總有一些有遠見的政治家站出來講話，來解決這個問題。

　　我覺得改善中日關系有兩條：一個是政治家、有識之士要站出來說話；一個是民間要多加強往來，以民促官。特別是下一代要了解中日關系歷史，了解老一代政治家為了中日關系是如何獻身的。老一輩的事，現(xiàn)在年輕人要知道。

　　中日友好是國家利益，符合兩國的國家利益，有利亞洲和世界和平，不是一個簡單的口號。

　　日本政治家應把國家利益放在首位

　　《日本新華僑報》：日本政壇跟過去有一點不同了。大阪的橋下徹、名古屋的河村隆之、東京的石原慎太郎等組建的所謂“地域政黨”在不斷強大，您覺得這對未來的中日關系發(fā)展有影響嗎？

　　王效賢：不能說沒有擔心。我現(xiàn)在有一個很不理解的問題，比如說松下政經塾。1978年鄧小平訪日時，還專門和松下幸之助老先生談過。鄧小平跟松下老先生說，中國要搞現(xiàn)代化，沒有電子工業(yè)的現(xiàn)代化就只能跟著別人屁股后頭走。松下老先生聽了這話非常贊同，他決心支持中國的現(xiàn)代化，所以松下老先生就想聯(lián)合日本幾家大的電子企業(yè)，一起來幫助中國，但當時誰都不干。那時候日本大型電子企業(yè)的對象都是臺灣。較后松下老先生自己在1979年訪問中國，決定給中國工業(yè)化提供援助。從根本上講，松下老先生是推動中日友好的人。但是，他出資辦的松下政經塾培養(yǎng)出來的政治家為什么會是不了解中國的政治家呢？這點我怎么都想不通�，F(xiàn)在這些日本政治家不從日本國家利益考慮，都在想什么呢？

　　松下老先生對中國是非常友好的，他考慮到了日本的國家利益，實際上這也是為了日本的國家利益。他也訪問過中國好幾次，一直到現(xiàn)在松下公司也是支持我們的。我們國家有很多松下的分公司。所以，松下政經塾培養(yǎng)出來這樣的政治家，我就不大理解。我總希望，日本的政黨能夠有些大的變化，如果就這么下去，大概中日關系不會好到哪去。

　　采訪結束時，王效賢副會長告訴記者：“歷史是不能忘記的�，F(xiàn)在，我們對到協(xié)會工作的年輕人，首先提的要求就是要認真學習中日關系史。”她親自把記者送到大門口，那份親切，那份禮儀，讓記者感受頗多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