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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故鄉(xiāng)》有關(guān)資料-初中九年級語文!《故鄉(xiāng)》的作者是魯迅。魯迅〔1881年9月25日～1936年10月19日〕，中國文學(xué)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原名周樹人，字豫才，浙江紹興人。創(chuàng)作出版了小說集《吶喊》、《彷徨》、論文集《墳》、散文詩集《野草》、散文集《朝花夕拾》等專集。其中，1921年12月發(fā)表的中篇小說《阿Q正傳》，是中國現(xiàn)代文學(xué)史上的不朽杰作。下面給大家介紹《故鄉(xiāng)》有關(guān)資料-初中八年級語文!希望對大家有所幫助！
九年級語文上冊第三單元《故鄉(xiāng)》訓(xùn)練大匯總
《故鄉(xiāng)》有關(guān)資料-初中八年級語文
一、阿Q的誕生
1921年11月27日晚，有一位身軀矮胖的年輕人來到了八道灣十一號，他敲開了前院一間朝北的房門，迎出門的是剛搬來不到一星期的魯迅。
這位年輕人就是中國現(xiàn)代的報人、編輯家孫伏園，時年27歲，原是魯迅在山會師范任教時的孩子。其時，孫伏園正在北京《晨報》主編副刊。他笑嘻嘻地對魯迅說：“先生，我們報紙新添了一個欄目，叫做‘開心話’，每周一次。您給我們寫點東西吧。”孫伏園深知，魯迅向來同情和樂于幫助青年人，他的請求不會被拒絕的。魯迅那時雖然居住條件很差，晚上睡在作通道的屋子里，只有一扇后窗，連好好寫字的地方都沒有，但他仍然答應(yīng)了孫伏園的請求。
寫什么呢?這時，魯迅腦海中浮現(xiàn)出了一個打雜的短工，赤背，赤腳，黃辮子，厚嘴唇，頭戴一頂黑色的、半圓形的氈帽，那帽邊翻起一寸多高。他有農(nóng)民式的質(zhì)樸，愚蠢，但也很沾了些游手之徒的狡猾，他叫阿d嗎?這位阿d對一切新鮮事物都看不習(xí)慣，甚至看到孩子們穿黑色襪子都火冒三丈，認為一定是“新黨”。他叫阿dn嗎?這位阿dn愛跟人打架，但總是吃虧;雖然臉上一塊青，頭上一塊腫，卻罵得很起勁，使圍觀的人反認為他是勝利者。有次他喝醉了酒，居然跪在一位娘姨面前，連聲哀求：“你給我做老婆!你給我做老婆?”他叫阿kuei嗎?這位阿kuei常小偷小摸，并將偷來的東西變賣，有時賣雞，有時賣銅火鍋，有時賣古磚。辛亥革命時期，杭州光復(fù)，紹興城防空虛。阿kuei在街上大嚷：“我們的時候來了。到了明天，我們錢也有了，老婆也有了!”不，還是讓主人公叫阿q吧——魯迅終于這樣決定，因為“q”這個字母就像阿q后腦勺墜著的那條辮子。把阿d、阿dn、阿kuei的身影都匯集到阿q身上來!
寫阿q干什么?真是為了尋開心嗎?當(dāng)然不是。多年來，魯迅一直在深刻觀察分析中國社會，竭力探索中國人的靈魂。他感到中國人在默默地生長，萎黃，枯死，就像壓在大石底下的小草一樣，已經(jīng)長達4000年了。他想勾畫出這種沉默的國民的靈魂，揭出痛苦，引起療救的注意。畫靈魂，目的是重鑄國民的靈魂。而要重鑄民魂，首先需要正視靈魂里的毒氣和鬼氣。古人云：“知恥者近乎勇。”好比人體的恥部，暴露出來難免令人羞澀，但人類新的生命不正是在那里孕育，在那里誕生嗎?
在提筆為阿q作傳的時候，魯迅不禁想起了美國傳教士史密斯寫的一本書一一《中國人氣質(zhì)》。早在留學(xué)日本的時候，魯迅就讀到了這本書的日文譯文，譯者澀江保，書名被譯為《支那人氣質(zhì)》，東京博文館出版。這本書的作者前后在中國居留了半個世紀，通過觀察，調(diào)查，閱讀報紙、小悅、民謠、戲劇，他總結(jié)了中國人的一些優(yōu)點，如節(jié)儉、勤勞、生命力強等，但更多的卻是剖析中國人氣質(zhì)中跟現(xiàn)代人性格不協(xié)調(diào)的部分。比如，他認為“面子”的觀念是了解中國人許多重要性格特征的鑰匙，而所謂“面子”則包含有不重事實，只重形式的做戲的成分。另外，在人際關(guān)系中也缺乏誠與愛。例如衙役押送犯人時忘了帶腳鐐，就輕易把犯人的手掌釘在大車上;即使在宗教崇拜中也缺乏虔誠，比如捐款修廟，有的信徒只捐250個銅錢，卻在功德簿上記1000個銅錢的帳。魯迅雖然認為史密斯對中國人的評價“錯誤亦多”，他所談的“中國人氣質(zhì)”也不包括全體中國人，但他希望中國讀者“看了這些而自省，分析，明白哪幾點說的對，變革，掙扎，自做工夫，卻不求別人的原諒和稱贊，來證明究竟怎樣的是中國人”。(《立此存照(三)》)魯迅在東京時就曾跟友人談?wù)撨^三個相聯(lián)的問題：(一)怎樣才是理想的人性?(二)中國民族中較缺乏的是什么?(三)它的痛恨何在?他們同意史密斯關(guān)于中華民族缺乏誠與愛的看法，認為元、清兩代奴于異族是重要的歷史根源。做奴隸的人還有什么地方可以說誠說愛呢?所以，要改良我們的民族性的辦法就是革命。只有革命才能鏟除奴隸根性!
在留日歸國之后的歲月里，魯迅一直在繼續(xù)開掘中國人的靈魂，思索療治民族精神創(chuàng)傷的藥方，以期實現(xiàn)他青年時就立定的“立人”的文化綱領(lǐng)。他發(fā)現(xiàn)中國人自命為愛中庸，但在行動上卻常常過激，并不中庸。不少中國人不敢或不愿睜眼看現(xiàn)實，卻用“瞞和騙”的手段造出奇妙的逃路。中國人愛說自己愛和平，其實是愛斗爭，自己斗，也愛看別的東西斗，諸如斗雞、斗牛、斗鵪鶉、斗蟋蟀、斗畫眉，古代還有斗魚。閑人圍著呆看，還借此賭輸贏。有些中國人似乎患了健忘癥。健忘，固然可以脫離精神的苦痛，但也因為健忘，往往會重蹈覆轍。比如做兒媳時受婆婆虐待，做了婆婆照樣虐待兒媳;未當(dāng)官時痛罵官吏，一旦當(dāng)官跟前任們并沒有什么兩樣。 就這樣，魯迅在深刻解剖中國國民性的基礎(chǔ)上，塑造出了阿q這樣一種超越時空、超越地域的精神典型。
魯迅筆下的阿q是不幸的。他“真能做”，卻沒有固定職業(yè)，只給人家做短工：割麥便割麥，舂米便舂米，撐船便撐船。他沒有片瓦寸土，長期寄居在祭祀土地神和五谷神的小廟——土谷祠中。他說他原本姓趙，但因太窮，財主趙太爺認為他不配姓趙，于是他從此就被剝奪了姓氏。他快三十歲了，還是光棍一條。闊人可以三妻四妾，被視為體面的事情，而他只因跪著向一位小寡婦吳媽求愛，就被大杠子敲打，不但賠了錢，而且斷了生路，只剩下一條萬不可再脫的褲子。阿q這種想做奴隸而不得的境遇，使魯迅深感悲哀。
然而身為奴隸的阿q卻不思反抗。他有一種不知從哪里來的意見，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，造反便是與他為難。這種麻木的精神狀態(tài)，又使魯迅深感悲憤。阿q的性格的核心是“精神勝利法”。所謂“精神勝利法”，簡言之，就是用精神上虛幻的勝利掩飾現(xiàn)實生活中的失敗。阿q炫耀過去：“我們先前——比你闊得多啦!”又幻想未來：“我的兒子會闊得多啦。”唯獨不正視不名一文、連老婆都娶不起的現(xiàn)實。阿q明明被人揪住黃辮子，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，卻用“總算被兒子打了”來自寬自解，于是心滿意足。他被人搶走了偶爾賭贏的錢，還挨了一頓亂打，于是自己抽自己兩個耳光，似乎打人的是自己，挨打的是別人。這種自我分裂，自摧自戕的辦法，又使他轉(zhuǎn)敗為勝，心滿意足。在阿q手中，自輕自賤也是精神勝利的武器。欺侮他的人在打他之前，讓他先說是“人打畜牲”，以防止他說“兒子打老子”。阿q只好說：“打蟲豸，好不好?我是蟲豸——還不放么?”他自認為是天下先進個能自輕自賤的人。
較使魯迅感到痛心的，是阿q不但忌諱缺點，而且以丑驕人。阿q頭上有癩瘡疤，便忌諱別人悅“癩”，推而廣之，連“光”“亮”“燈”“燭”都諱。別人仍拿他的生理缺陷取笑，阿q便說：“你還不配……”這時候，阿q仿佛覺得他頭上有的是一種光榮的標志，并非令人惡心的癩頭瘡了。魯迅記得，五四時期有一位叫林損的文人，寫過一首題為《苦——樂——美——丑》的詩，其中有這樣的句子：“樂他們不過，同他們比苦!美他們不過，同他們比丑!”魯迅認為，這種昏亂無賴的思想，能使人無可救藥，成為萬劫不復(fù)的奴隸。不療治這種精神狀態(tài)，中華民族就不可能掙脫奴隸的枷鎖。
《阿q正傳》連載了兩個多月，魯迅實在很想收束了，只是擔(dān)心伏園反對，便將結(jié)尾的第九章“大團圓”藏在心里�？汕桑瑢O伏園外出了，由一位叫何作霖的先生接替他的編務(wù)，魯迅便在1922年2月12日的《晨報副刊》上刊出了較后一章。待到3月底孫伏園返回北京，阿q已經(jīng)被主張“懲一儆百”的把總搶斃一個多月了�？v令孫伏園怎樣善于催稿，如何笑嘻嘻，都已無濟于事。
《阿q正傳》連續(xù)刊出后，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。有許多人都栗栗危懼，以為作品中的某一段就是在罵自己，或者是在揭發(fā)他的隱私。魯迅創(chuàng)作《阿q正傳》，初衷“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，一下子就推諉掉，變成旁觀者，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，又像是寫一切人，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”。(《答(戲)周刊編者信》)顯然，這一目的已經(jīng)達到了。評論界幾乎眾口一詞地給予這部作品以高度評價。茅盾認為，《阿q正傳》實是一部杰作。阿q這個人物，既是中國人品性的結(jié)晶，又概括了人類普遍弱點之一種，讀后使人想起俄國岡察洛夫筆下的奧勃洛莫夫。周作人指出，阿q這類人物在現(xiàn)實生活中既不存在而又到處存在，作品中多用反語，即所謂冷的諷刺——“冷嘲”，其筆法受到了俄國果戈理、波蘭顯克微支和日本夏目漱石、森鷗外等作家影響。胡適則一言以蔽之：魯迅的短篇小說，從四年前的《狂人日記》到較近的《阿q正傳》，雖然數(shù)量不多，但差不多沒有不好的。
二、魯迅與標點符號
據(jù)說，標點符號是五四時期魯迅較早引進和推廣使用的，當(dāng)時遭到許多因循守舊的文人的反對。三十年代，上海有家苛刻的書局就是這樣，發(fā)稿子嚴格按照字數(shù)算稿費(只算文字，標點符號不在內(nèi))。這顯然是不合理的。
魯迅給這家書局譯書時開了一個玩笑：送去的稿子既沒有劃分段落，也無一個標點符號，從頭到尾連在一起。書局的老板無奈，只得寫信給魯迅：“請先生分一分章節(jié)和段落，加一加新式標點符號。”魯迅回信說：“既要作者分段落加標點，可見標點和空格還是必要的，那就得把標點和空格也算字數(shù)。”書局只得認輸。
標點符號是文章的有機組成部分。沒有標點，讀起來費解難懂，有時還會發(fā)生歧義，產(chǎn)生誤解。所以，魯迅說“標點和空格是必要的”。
少年朋友，如今你作文時是否重視“標點和空格”呢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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